余秋里（1914—1999），江西省吉安县人。1929年参加红军，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4年参加长征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。历任红2军团团政委、八路军120师旅政委、第1野战军1军副政委。解放后任石油工业部部长、计委主任、国务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总政治部主任、中顾委常委等职。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、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    一天，李富春召集工交口几个部的负责人在中南海开会，谈生产和运动的形势。周恩来、陈毅、谭震林、李先念也参加了会议。

    会上，大家纷纷反映经济战线上的严峻形势。冶金部负责人说：有的钢铁厂冶炼炉停火报废了。铁道部负责人说：已有14个铁路局32条线路不能畅通了。谭震林气愤地说：我在电话里跟陈伯达干了一场，质问他，为什么不准几百艘渔船出海捕捞，停产闹革命，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喝西北风？

    每个人的发言都撞击着余秋里的心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他想到了大庆油田，想到了正处于艰难环境中的几万名油田职工，想到了为开发建设大庆油田做出了重要贡献的“铁人”王进喜。

    余秋里痛心地说：在大庆，几万工人忍饥受冻，流血流汗在冰天雪地里打出一口口油井，竞被造反派强令停钻封井，他们还煽动工人成立战斗队，停产闹革命，揪斗各级领导干部，冲击各个部门，说大庆这面红旗是假的，是黑的，大庆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道路；他们说王进喜是铁杆保皇派，要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。余秋里越说越激动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    2月16日，在中南海怀仁堂，周恩来主持召开碰头会，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。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、陈毅、谭震林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叶剑英、余秋里，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。

    会上，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先念、徐向前等，就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些人迫害老干部、破坏生产、冲击军队，对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指责。

    余秋里听着大家义正辞严的发言，想到那么多老同志被残酷迫害，想到严峻的经济形势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他拍案而起，对着陈伯达等人说：“现在就是有些人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来整老干部，你们文革小组可以看看嘛，全国被打死的有多少？被打残的有多少？被关起来的有多少？被逼得自杀的有多少？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专案组，简直就像法西斯。”他越说越气愤，用手拍着桌子说：“我对计委的造反派讲了，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，我就不检讨，连你们的会也不参加。”

    怀仁堂会议结束后，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立即跑到钓鱼台找江青密谋对策。他们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，于当天深夜去向毛泽东告状。他们歪曲事实，挑起了毛泽东的不满。在谈到余秋里时说：“余秋里拍着桌子发言说：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，计委不给我道歉，我就不检讨！”

    毛泽东听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歪曲事实的汇报以后，对一些老同志很不满意。2月18日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，毛泽东对一些老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指责。

    余秋里听到传达以后，感到非常震惊、惶惑和不安。造反派怎么批斗他，他都无所畏惧，他自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，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；他相信毛主席是会理解他的。今天，毛主席表示了对他的不满，批评了他，情况就不同了，思想上感到压力很大。他自己问自己：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难道对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进行残酷迫害是应该的吗？难道让工厂停产，让工人成立派别组织都去打派仗是对的吗？这样下去，国家怎么发展，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？人民的生活怎么办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